前不久，《中国小提琴作品百年经典》丛书由上海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小提琴中国作品百年经典”协奏曲音乐会、独奏齐奏音乐会以及研讨会、讲座等系列活动陆续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笔者与专业团队在编撰丛书及系列相关学术活动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引发了对目前中国小提琴教育及小提琴中国作品创作的深入思考。

收集曲谱喜忧参半

这套丛书的编撰历经四年，从500首作品中遴选出79位作曲家的101首作品。其间经历了不少困难，联络了几十位作曲家、演奏家、作者的后代、有关的老师和朋友，终于才完成了全部编辑工作。

在筛选曲目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提琴学会的理事们一致认为，丛书应当选择具有时代特点、艺术性较强、演奏频率较高的曲子。我们找到录下了不少乐曲的中国唱片厂以及上音图书馆，后者还保存着马思聪先生亲自演奏的录音和已经过世的演奏家如杨秉荪、郑石生的唱片，这两个单位提供了不少曲目。但是，寻找作者与曲谱的过程颇费周折——有的作者年纪大了，谱子没有保存好，只能对着唱片请人重新记谱；有些曲谱上只有音符却没有演奏的弓法、指法，又要联系到原演奏者，请他写下弓法、指法。

令人欣喜的是，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收集了不少优秀的新作品，例如，这次在协奏曲音乐会上演出的五部协奏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鹿回头传奇》是何东在海南岛劳动时与宗江一起创作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改到今年；《川江》是杨宝智到四川劳动，听到巴山蜀水富有特色的川江号子创作而成的；黄安伦的《b调协奏曲》使人联想到长城内外的风情；盛宗亮的《飞飞歌》和王强的《零号》充分展现了作曲家新的作曲技法与小提琴的高难度技巧的结合。同时也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奏作品。

中国作品创作三次高潮

作为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教学成长的上音人，笔者观察、体验到，在上海音乐学院对中国作品小提琴创作曾有过三次高潮时期。

第一次高潮在1953年。当时贺绿汀院长提倡大家学唱民歌，请了许多各地民间艺人来到学院教戏曲、民歌。学生们一早起来先做操，然后唱民歌，唱完民歌才去吃早饭。北京音乐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了一本小提琴独奏乐曲的册子，包括沙汉昆的《牧歌》、杨善乐的《夏夜》、汪立三的《抒情曲》、焦杰的《在西北草原上》等6首作品，均为上音作曲系学生创作，现在它们已成为小提琴经典作品。

第二次高潮在1958年。作曲系及全院演奏专业师生热情投入创作，管弦系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同学们积极地学唱民歌、学沪剧、越剧、评弹等。那时管弦系每个学期都要举办两三次新作品音乐会，领导、老师鼓励同学们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基础上用自己手里的乐器演奏这些作品。对于《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管弦系师生们集体投入、人人献计献策，闻名世界的《梁祝》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

第三次高潮在上世纪70年代。管弦系创作组聘请了陈钢、杨宝智两位老师，这期间出现了一种作曲家和演奏家合作的形式，如陈钢老师和潘寅林合作，成功地编写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打虎上山》等一批作品；阿克俭和潘寅林合作写下了《千年铁树开了花》；谭蜜子和郑石生合作写了《美丽的壮锦》《盼东方出红日》等。当时出现了“陈钢写一首，潘寅林拉一首，广播电台放一首，全国人民学一首”的局面。

小提琴中国作品现上音模式

由此可见，在上音，小提琴作品诞生的过程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上音模式”：当时的领导并没有具体布置创作任务，而是要求大家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不论作曲系还是表演专业师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积极投入创作。有的学生通过创作显现出作曲才能，从业余作曲家走向专业的作曲家，管弦系就走出了好几位专业作曲家，如何占豪、阿克俭、屠巴海等；也有作曲家和演奏家共同合作。

当时，出成绩的都是非常年轻的学生——1958年笔者与何占豪改编《二泉映月》的时候，都是一年级学生；王家阳改编齐奏《四季调》时，也是一年级学生。陈燮阳和王希立1960年到四明山，看到山区老百姓常年为背货物上山非常辛苦，公路建成后他们非常欢欣鼓舞，于是创作出《山区公路通车了》，当时他们也是一年级学生。笔者体会，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年轻学生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

小提琴教学该何去何从

翻开记录中国小提琴作品的论文，还停留在1959年赵志华老师对“梁祝”协奏曲的介绍和演绎。我们要感谢赵志华老师不但写下论文，还在“梁祝”的乐谱上写下了清楚的弓法、指法和演绎方法。显然，没有“梁祝”的话，今天学小提琴的琴童不会达到如今的规模。然而，有了好的作品，如何传承下去？如何使“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成为每个中国学生的拿手好戏？如何将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有一次，在对马思聪先生的《思乡曲》音响选择过程中，除了他亲自演奏的唱片外，我们还想选出一个具有现代音响的录音，但令人颇为意外的是，很难找出一首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的音响——虽然不少青年演奏家都演奏过这首作品，但感情的表达、节拍的韵律、分句的掌握、音准的纯净很难达到统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年轻一代如何能够很好地表现中国经典乐曲？是用所学到西方音乐的表现方法来演奏吗？中国音乐和我们所学西方古典音乐有哪些不同？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既学到了作为古典音乐小提琴的传统演奏手法，又能掌握中国所特有的民族风格以及地方风格？

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引起全国弦乐教育者、演奏者以及作曲家的关注。笔者正在计划收集过去的有关论文，再约一些专业人士撰写文章，出版一本相关的理论书籍。笔者认为，一些好的传统其实还是应该恢复的，如以前学西洋弦乐的都要学二胡，有人曾问潘寅林，为什么你的中国乐曲演奏得那么好，他回答：“这得益于我在附小六年级时学过一年二胡。”我们提倡对中国作品的演奏研讨等，也应该像以前那样设有教材的创作组。最近，我们的弦乐队把马思聪先生的《西藏音诗》改编成了弦乐版，效果很不錯，6月将于上音贺绿汀音乐厅演出。